2022年12月18日，首届传播与国家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的方式顺利举行。分论坛第三场的主题为“传播与社会发展”，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系主任陈静静主持开展，共有12位老师进行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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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专家合影）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陈刚首先为大家带来以《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仪式与数字敬畏》为题的报告。陈刚教授由主题背景引入，从四个方面对网络社会中的数字仪式进行探讨，一是隐蔽的仪式，陈刚教授举例分析说明网络社会的数字仪式是隐蔽仪式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二是数字仪式的表征，陈刚教授指出理解数字仪式应当回归“数字”本身，了解“数字”的起源和本质，从而思考和理解数字关系的建立和数字情感的意义等；三是数字焦虑，陈刚教授指出“数字”在网络中的复杂意义也带来诸如“数字崇拜”、“数字假象”、“数字陷阱”等一些问题；四是“数字敬畏”，陈刚教授针对网络“数字仪式”的关系、情感及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应当重新建构网络社会数字的文化、情感与意义。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陈刚）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白寅进行题为《融媒体环境下的城市文化消费与城市文化传播》的报告。白寅教授首先解释了媒介与城市的关系，认为媒介与城市之间是互融且不可分割的，并说明融媒体发展历经两个阶段，即从“媒介+媒介”到“融媒体+”和从“万物皆媒”到“城市即媒介”。接着白寅教授对融媒体环境下的城市文化消费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生活空间发生变化给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动机、方式带来变迁，并促使居民精神生活得以延伸。最后，白寅教授指出融媒体环境下的城市文化传播也被重新构建，主要是城市文化内涵要素及城市文化感知要素的构建，最终应建立消费与传播一体化的新传播格局。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白寅）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董天策以《网络舆论聚集，是社会危机，还是治理契机？》为题作了报告。董教授首先指出学界对网络舆论空间的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不足，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误导的，并对“网络舆论聚集”、“网络群体性事件”、“社会危机”等概念进行辨析，明确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不等同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聚集不等同于社会危机，由此带来社会治理的契机。董教授以“于欢案”为例，说明网络舆论聚集引发的是组织形象危机或组织管理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接着董教授指出目前政界、学界、社会主流观点认为“网络舆论聚集=网络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存在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因此董教授认为应当反思危机管理研究范式，强化公共领域研究范式。最后，董教授表明网络舆论聚集是建设公共领域的治理契机，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董天策）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祝斌分享了他和他的博士生近期开展的《智能传播时代的社区精细化治理模式》的研究成果。彭祝斌教授指出，智能传播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将我国的社会治理推向了专业化、信息化与智能化，“全响应型”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范式，精细化治理是时代的产物，是对传统粗放式、经验化治理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彭教授团队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分析方法，以新冠疫情期间长沙市L社区为个案，对智能传播时代我国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城市社区的治理主体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下，完成了全过程、全覆盖、全时段的精细化治理实践。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以政策、技术、场域为逻辑起点，以信息、服务、生态为运行维度，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能。这种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社会治理内容的精细化程度上，更体现在政府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居民治理的主体性复归上。在“技术——社会”互构的框架下，城市社区的治理在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智能技术的成熟同时也催生了工具理性大于实践理性，技术在提升精细化治理程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协作成本，精细化治理在强调精准和效率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个体权益的重要性。智能技术在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同时，作为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规则再造的角色，也在重塑着社区的治理生态。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祝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朱春阳进行题为《智能媒体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价值坐标》的报告分享。朱教授首先指出其汇报主题的两个关键词是“智能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朱教授回顾中国二十年来的互联网发展，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面临的问题与越来越高的互联网普及率有关，比如“信息茧房”、“群体极化”、“数字鸿沟”等，人类陷入到“后真相时代”之中。接着朱教授指出“共识”的达成分为两个层次，即事实层次和价值层次，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导致“共识”的流失和消散。朱教授还指出在以“后真相时代”为逻辑前提的讨论中，起点由“理性”转为“感性”，甚至在讨论新闻时也不再寻求真相，而是探讨其中的情感性因素。朱教授认为智能媒体在其精细化的过程中拆解事实层面的共识，也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埋下隐患。进而引出讨论当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朱教授认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主要切入点应该是弥合智能算法带来的社会碎片化状态，尤其是弥合人们在事实层面上的巨大分歧，明确新型主流媒体的主要功能是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的提供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朱春阳）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钟智锦带来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风险及传播的责任》的分享。钟教授首先对风险的确立进行解释，指出风险的确立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二者不断妥协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钟教授指出，之前关于疫情的风险主要是二手非经验的，而目前变为亲身体验新冠疫情的风险，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风险主要从感染新冠的病理风险、防治措施的不确定性两方面进行感知。然后钟教授指出传播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消除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降维至可预期的“风险”，方便随之展开相应的行动，二是针对重点关照人群消除不确定性，三是从宏观层面预测疫情爆发的周期，四是展望未来，舒缓恐慌、紧张、焦虑等社会情绪。

（中山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钟智锦）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传播学课程主任柳旭东老师发表题为《记者的工作认知、利他主义和组织承诺》的报告。柳老师分析了记者的工作感知、利他主义和组织承诺等之间的理论关系，在探究记者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时引入了利他主义的概念，并定义分析了感知社会影响、社会交换，感知工作的重要性等几个关键概念，提出了该主题的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并报告了研究发现:社会影响感知间接影响组织承诺，而利他主义调节记者工作感知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等。柳老师认为做传播研究时，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传播过程，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而生产这些传播内容的主体也依然值得更多观察，我们可以关注作为信息生产者的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状态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情绪、情感、行为以及这些因素对于其传播产品质量的影响。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传播学课程主任柳旭东）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珺以题为《跨文化城市：传播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作了报告。肖教授从城市传播的既有解释和跨文化城市理论视角两两方面进行汇报，明确了城市的重要性。关于城市传播的既有解释，肖教授指出城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实体场域，城市与传播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即媒介化城市、可沟通城市、城市国际传播能力。然后肖教授指出现有研究强调的是城市形象的媒介化建构与对外传播，鲜有从文化间沟通和理解的角度关注城市国际传播问题，进而希望引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跨城市文化。接着肖教授辨析“国际化城市”、“跨文化城市”的概念，指出“跨文化城市”更注重城市内在文化的互通和吸收，多元文化不是现代社会的威胁和阻力，而是机遇和社会前行的动力。肖教授还对中国跨文化城市建设的可行路径展开汇报，并从内部融合与国际交往两方面分析我国跨城市文化建设的评估指标。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珺）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徐翔进行题为《公共信息茧房：社交网络用户信息茧房趋同结构及其治理》的报告分享。徐教授首先提出用户生产信息内容的“茧房”到底是异质化还是同质化的问题，并对媒体信息同质化、社交网络用户传播机理、算法技术、群体因素等方面进行理论梳理。接着徐教授对研究假设进行具体分享，并对研究中的数据及数据路径分析进行解释说明。最后，徐教授分享研究结论，一是社交空间中的用户所产生的信息内容的“茧房”会因陷入一种公共性的回音室中而呈现出同质化趋势，用户个体的“茧房度”越高则表示其受限于公共“茧房”程度越深；二是个体在 “茧房度”增高且与社会信息中心趋近的过程中会导致与“顶部茧房”的内容相似度的提高；三是个体在趋近“顶部茧房”和社会信息中心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个体“茧房”与其“相邻茧房”之间内容相似度的提高；四是，由于以上三种趋同路径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个体的‘茧房度”与社会信息中心的内容相似度、与“顶部茧房”的内容相似度、与“相邻茧房”的内容相似度这四个交量之间存在同步共变的关系。最后，徐翔教授提出加强从“信息偶遇”到“用户偶遇”、加强治理平台封闭性及其“公共信息茧房”等对策思考。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徐翔）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秦红雨老师及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董小玉老师带来题为《网红谱系观看的视觉文化分析》的报告，主要由秦红雨副教授从网红谱系、网红谱系的权力观看、网红谱系的技术观看、网红谱系的符码观看四方面进行汇报。秦老师首先指出在视觉文化时代，从网红到“网红+”，网红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景观，也演变出丰富的形象谱系，并对学界基于视觉理论对网红形象的分析进行梳理和分析。接着秦老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网红谱系的权力观看是“看”与“被看”共塑的形象景观，主要体现在“观看”成为网红形象谱系生产的内驱力，促进网红形象的增殖，也在培养和凝视新的观者。“被看”的力量在于促进了网红的视觉凝视与异化。而网红正是在“看”与“被看”的互动与共塑中不断延续着屏幕生命。

第二、网红谱系“技术性观视”形成了新的图像景观，滤镜“加持”、“抵触”、“遮蔽”隐藏了很多的矛盾与真相。此外，大数据“推演”出新的网红景观，“算法”打开网红形象新的“视窗”，这一切都在改变着网红的技术性图像。

第三、网红谱系的符码观看呈现了“真实”与超真实悖论下的虚拟幻象，网红形成数字孪生的仿真机制、形成仿真现实的视觉修辞，也在视觉消费中视觉符码消费中凝结着超真实幻象。

因此，秦老师提醒我们在这个充斥各类形象的视觉文化时代，我们要不断警醒自己，网红形象谱系观看不应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不能成为视觉控制主体的重要中介。因此，我们需要在人—技术—世界的传播交往关系中思考作为视觉主体的价值与意义，重视身体知觉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价值，恢复和保留人与人、技术、自然的本原关系，在批评和反思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秦红雨）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陈琦带来《陌生人的帮助：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B站疾病求助视频评论文本分析》的报告分享。陈教授首先汇报研究背景，表明传统医疗救助往往依靠家庭或者亲戚的帮助，而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的众筹重塑了传统的社会疾病救助体系。并且指出明确表达自身需求并呼吁网友尽量提供经济支持或者变相的经济支持，都属于视频类型的众筹表达。接着陈教授以B站中的疾病求助视频为例，分析说明了针对众筹类视频情感采用了文本分析、辅以文本量化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内容研究。陈教授分享了研究的发现，一是积极的文本情感表达始终占据主要内容，二是网络评论提供了多重社会支持，比如情感、工具等支持，三是建设可信度对网络众筹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陈教授指出视频众筹行为不依靠求助人的社会网络实现传播，转而依靠网络平台基于算法用户信息和数据围绕“可见性”设计的游戏规则，基于“利他”动机产生的社会支持具有积极的价值，但同时也制造了社会信任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陈琦）

来源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微信公众号

关键词： 不确定性 群体性事件 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