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晋宁河泊所遗址备受关注，先后上榜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考古清理出道路、河道、墓葬等遗迹遗物，包含带字简牍800余枚，官印封泥与私印封泥800余枚，体现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中国古代封泥全集》书影 ）

记者就何为封泥、封泥的产生、云南古代封泥的存世情况、蕴含的历史信息等问题采访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封泥全集》编委刘德武，刘德武表示，“芥子纳须弥”，封泥之形虽微小如芥菜子，但其中蕴涵的历史信息和民族智慧却大如须弥山、丰富异常，透过封泥将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汉代云南。

带字的泥疙瘩原来是封泥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识。放眼世界，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所使用的文字一直生生不息。近代以来，学界又开始对古文字进行重新认识。”刘德武说，重新认识古文字从古文字遗存开始。三种古文字遗存至为重要：甲骨、简牍和封泥。

（“御史府印”封泥）

封泥的发现非常偶然，清代金石学兴起，学者和收藏家非常关注古文字遗存。在道光二年（1822年），传蜀地农人挖山药，挖到一窖带字的泥疙瘩。农人不知道是什么，但看到是古物，就贩卖到市场上，流转后第一次进入了金石学者的视野。

（《封泥考略》书影）

早期接触封泥的人们并没能完全认知它的真实身份，看到这些带字的泥疙瘩跟印章印面大小一样，而且是陶的，就有人认为是印章的模范。吴式芬和陈介祺第一次从史料中考据明确这些泥疙瘩是封泥，他们共同著录了《封泥考略》一书。此后，封泥才成为金石学和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

（“御史大夫章”封泥）

刘德武说：“因史料匮乏，前人研究空白期太长，所以封泥研究相对滞后。直至距今不到30年时间里，以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持续深入研究，才抽丝剥茧般重新揭开封泥的神秘面纱，系统推进了封泥研究工作。”

（“咸阳亭丞”封泥）

制度的必然性带来了封泥遗存的偶然性

封泥是如何产生的？刘德武说，封泥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印章行抑于泥、用以封缄的遗迹。使用印章、出现封泥意味着物权和社会信用的产生与具体实践，表达权属、征信和契约关系等。世界上若干早期文明中发展出印章体系的均可见封泥遗存。

（“西盐”封泥）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印章出现在殷墟，已知最早的封泥是战国时期的，最晚的是南宋时期。以平面纸张的普及使用为历史条件，学界把使用印章分为钤泥和钤红两个时期，钤泥的“泥”即泥巴，一般为胶泥，钤红即“盖红色印章”，现在人们仍在使用此方式。胶泥取自自然，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现的便捷材料。钤红始于魏晋时期，从此时期开始，行政管理与社会生活中的封泥制度逐步废汰，但作为一种文明成果，封泥仍偶存于后来的社会生产生活中。

（“橘府”封泥）

封泥遗存于遗址和墓葬中，分为陶化和未陶化两种形态。见于遗址的封泥大多已陶化，墓葬中所见几乎是未陶化的。

“为何遗址中的封泥绝大部分已陶化？这和严谨的行政管理制度息息相关。说明当时管理文档有定期焚烧销毁的制度，早期文档材质几乎都是竹木质简牍，文档焚烧时夹杂其中的封泥被焚烧后陶化，得以保留下来。制度的必然性带来了封泥遗存的偶然性。”刘德武说。

（“东贩”封泥）

行政管理的有效通过封泥表现得十分严密

“行政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体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发现封泥在行政制度中的重要性，作为最直接、真实的文物资料，封泥佐证了秦汉以来施行的郡县制确保中国以国家的形式一直延续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行政文明。行政管理的有效通过封泥表现得十分严密，封泥使用的严谨性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刘德武说，“通过封泥，可研究秦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职官、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历史信息。”

（“皇帝信壐”封泥）

职官方面，封泥补充和纠正史书中对职官的记载。通过比对《汉书·百官公卿表》，人们可以看到“汉承秦制”中的继承与演化。封泥中可见的行政机构及其职官，从皇帝、王侯、三公九卿到狡士、啬夫，从朝廷内府、禁苑王国到州郡县乡亭都有发现。

（“右丞相印”封泥）

地理方面，封泥补阙和纠正史书中的地理、地名。如，史书记载秦建立36郡，通过封泥研究，发现记载之外新的8个郡名。封泥中出现的关隘、道邑、津泽（河流湖泊）等也是重要的“地理大发现”。

（“鄯善郡尉”封泥）

政治方面，朝代更替、封爵废立、羁縻征伐都能在封泥中看到。如专职属国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印章”封泥。在朝鲜半岛、越南北部发现的中国古代封泥，以及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与佉卢文木牍和中亚风格封泥并存的“鄯善郡尉”封泥，都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格局。

（“淮阳发弩”封泥）

军事方面，封泥中发现的军事职官众多。仅“尉”中央有太尉、国有国尉、郡有都尉、县有县尉，大县还分左右尉。禁军骑兵有“骑都尉”、武库有“武库监”，专门管理武器弩机的有“发弩”“弄弩”等。

（“橘官”封泥）

经济方面，封泥中发现有管理商业、物产、市场等的职官，分管的清晰程度让人震惊。如专管食品橘子的职官“橘官”“橘监”，他们有专门的官署“橘府”，并有佐官“橘丞”。又如管盐的职官，同区域内按范围分为“东盐”“西盐”“左盐”“右盐”。封泥中，战国、楚国贸易的官署和职官有“官市”“贩”等，细化到有“东贩”“西贩”“南贩”“北贩”等。

（“祠官”封泥）

此外，还出现了民族宗教方面的封泥。涉及民族方面较丰富，典型的如“滇国相印”“青衣道印”等封泥。宗教方面，有专管宗教事务和活动的职官“楚大（太）祝印”“祠官”“祠祀”等封泥，而“黄神越章”等宗教印封泥为道教产生前及初期的发展活动找到了重要实物资料。

（“黄神越章”封泥）

20枚云南古代封泥涵盖了汉代在云南所设立的一国四郡职官

关于云南古代封泥的概况，刘德武介绍说，目前见存的（含出土和传世、公藏和私藏）有20枚，不含2019年发现“滇国相印”之后新出土未完全公布的封泥。类型分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两大类，官印封泥16枚、私印封泥4枚。其中，考古发掘6枚，2019年河泊所遗址5枚，1957年唐大明宫遗址1枚。

（“滇国相印”封泥）

这些封泥历史地理上涵盖了汉代在云南所设立的一国（元封二年立滇国）四郡（建元六年立犍为郡，元鼎六年立牂牁郡、越巂郡，元封二年立益州郡）。其中，唐代封泥属于特设职官，该职官是剑南道主官——西川节度使，他兼任“云南安抚使”，并未实际辖领云南（南诏）。

（“益州太守章”封泥）

职官类型分四类，一是国职官（“滇国相印”）；二是郡职官（“益州大（太）守章”）；三是县职官，又分为三类：一类是“长”（“朱提长印”“南广长印”），一类是“丞”（“朱提丞印”），一类是“尉”（“三綘尉印”“遂久右尉”“存䣕左尉”“南广尉印”“同竝尉印”）；四是特设职官（“云南安抚使印”）。

（“朱提丞印”封泥）

目前，云南见存较早的封泥是“朱提长印”，其次是“存䣕左尉”等，其余为西汉中晚期和唐代。涉及的地理区域：益州太守驻地益州郡郡治滇池县（今晋宁）、朱提（今昭通）、三綘（今元谋）、遂久（今丽江）、存䣕（今宣威）、南广（今盐津和威信）、同竝（今石林和弥勒）。

（“存䣕左尉”封泥）

“这些云南古代封泥除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私印封泥的使用者为‘较早的南下干部’，因为这些私印封泥所用的印章印文为典型中原风格，姓氏名字也揭示是汉人，推测使用者来自中原，他们的身份应该是派到滇国的官吏，或者是邻近郡县的职官属吏。”刘德武说。通过云南古代封泥，可以看到汉代行政管理制度的高度统一。从封泥的文字风格、封缄方式、遗存形态，以及同时期其他遗存印章的类比，可以看到与中原封泥的一致性；可以见证官印封泥使用的印章来自中央政府颁授，档案文书的定期焚毁制度也在佐证汉代行政文明的高度。

（“三綘尉印”封泥）

云南古代封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刘德武介绍说，这20枚云南古代封泥蕴含大量历史信息，研究意义广泛重要，涉及官制、地理、军事、民族、政治、历史、经济、物产和艺术等。

其中，云南古代封泥的民族、政治和历史意义显著，是印证统一行政文明下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文物。“滇国相印”封泥是目前第一次找到的通过行政活动实物和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完全对应的文物资料，与1956年石寨山发掘的“滇王之印”一起印证了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请置吏入朝”，滇王作为少数民族首领“复长其民”，“吏”的佐证就是“滇国相印”封泥，“相”由中央政府委派。“滇国相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最早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并有效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实证；“益州大（太）守章”“朱提长印”等封泥实证了汉代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郡县制；“云南安抚使印”是唐代中央政府第一次设立专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官，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朱提长印”封泥）

同时，云南古代封泥为云南文明史提供实证。在封泥未发现前，云南未见东汉以前文字的使用遗存，滇国出现刻画纹，但还不是文字，云南早期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文字成为空白。“朱提长印”等封泥是目前所见云南区域较早使用文字的痕迹，是云南文明史的重要标识。目前看来，这些封泥文字形态整饬优美，是当时规范的官方文字，书写艺术性和铸造工艺极高。

（“南广长印”封泥）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古代封泥的经济和物产方面的信息较为有趣。经济方面可从设立的职官上体现出来，现在看到有“长”的封泥如“南广长印”，可判断该县当时人口不足万户。据郡县制规制，万户以上县的主官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古代经济发展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人口少说明经济相对落后。物产方面，如唐“云南安抚使印”封泥，该封泥封在酒坛上，结合封泥上的墨题表明“云南安抚使”贡酒进入大明宫。

（“云南安抚使印”封泥）

刘德武表示，云南古代封泥目前见存数量虽少，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是较早发现并被著录的，在封泥研究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史位置。2019年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滇国相印”等封泥是云南首次考古发现封泥，填补云南考古学空白。随着2021年以来，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最新成果的信息披露，相信这一遗址具备一定数量的“封泥群”将进一步开启云南古代封泥研究的多元内涵。

文旅头条融媒体记者 李航 文受访者 供图责编 刘榕杉审核 华芳

关键词： 中央政府 历史信息